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经济现象，是实行“抓大放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改组。同时，是对各种经济类型资本“存量”改组、重组的重要手段或形式。从根本上说，企业购并与重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客观需要。具体地看，大范围企业购并、重组的发生，又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就国内而言，2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并作为计划经济体制“表征”或常态的所谓“短缺”现象，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产相对过剩。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存量”调整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有效途径，它比“增量”扩张更符合实际需要。企业购并、重组无疑是稀缺资源及各种生产要素向质量、效益型企业转移、集中的过程，是供给体制适应“买方市场”需要的过程。从世界范围来观察，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日益冲破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日趋国际化。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涉足中国主要产业，进入中国市场。这是对中国产业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巨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观察我国的企业购并、重组，可以看到我国致力于大公司、大集团战略的努力，是形势发展的紧迫需要。
企业购并、重组现象总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产生的。现代的企业购并、重组是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开始的，发端于以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我国的企业购并、重组则与改革、开放同步，但比较规范的企业的购、重组，主要是1992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的事情。借鉴国际经验，研究我国企业的购并、重组问题，其重要性已毋须赘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必须不断深化研究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应当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经济学家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创造性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企业购并、重组的规律性的认识。但把企业购并与规模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的著述似乎还不多见。乔梁同志的《规模经济论》一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企业购并的类型与动机是研究企业购并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本书作者研究企业购并与规模经济问题也是从分析这一问题开始的。但与一般性分析有所不同的是，作者对纷繁复杂的企业购并类型做了科学的归纳，认为企业购并的基本类型不外乎是横向、纵向及混合型的购并，其它购并形式都不过是服务于这三种基本类型的购并手段。从这一判断出发，作者进一步揭示并分析了在企业购并的多元动机中，追求规模经济是基本动因显而易见，这是服务于作者研究问题的特殊性而进行的理论铺垫，但却是极富启发性的观点。
规模经济是经济学的重要范畴。西方学者对此做过很多有价值的研究。但是，研究企业购并与规模经济问题，仅靠规模经济问题的一般性经验分析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规模经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没有什么先验的规模经济标准。因此，在现实的研究中，还必须研究规模经济的实现形式、支撑条件。本书作者在这方面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据此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即关于企业购并与规模经济问题的考察，实际上就是从横向、纵向及混合型购并三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企业购并的规模经济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创见的思路。
近年来，在研究企业购并的经济学文献中，几乎都涉及到了对西方国家五次企业购并浪潮的分析与考察。本书作者在研究企业购并与规模经济问题时，当然也不可能不涉及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五次购并浪潮。但他并没有停留于一般性分析，而在对每次企业购并浪潮的背景、特征、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案例来阐释五次企业购并浪潮中反映出来的规模经济问题。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对西方国家企业购并浪潮中引发的关于规模经济问题的若干思考，则是本书作者画龙点睛之笔，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企业购并与规模经济问题的认识。
乔梁同志长期在中央政府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和工业行业管理工作，擅长于实证分析。他在本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我国企业购并中的规模经济问题做了实证分析，并运用典型案例来分析我国企业购并的规模经济中动机与效果的关系，还指出我国企业购并追求规模经济的若干认识误区与行动误区。这些也颇具参考价值。
此外，本书作者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企业购并的规模经济动机与效果之间存介某种差距的原因，并据此提出若干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这对实际工作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